在大眾印象中，“薅羊毛”多是精打細算的消費行為，但一旦越過法律紅線，可能會構成犯罪行為！

5月29日，上海首例政府消費券補貼詐騙案宣判！被告人夏某某虛構店內消費訂單，共計騙取補貼款13萬余元，最終被以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并處以相應罰金。

共騙取補貼款13萬余元

2024年，上海市相關政府部門對公眾發放“樂品上海”餐飲消費券，消費券以“在線報名、公平搖號”的方式確定中簽消費者，公眾可通過支付寶、微信等多個平臺參與報名和搖號。消費券有滿1000減300等多樣化的補貼額度。以滿1000減300為例，中簽消費者在餐飲消費滿1000元時僅需支付700元，核銷消費券后，其余300元會以政府補貼方式發放給商家。

相關部門明確要求，消費券發放及核銷過程中，消費者與商戶均應自覺遵守消費補貼活動規則，不得實施刷單套現、軟件作弊、虛假交易等違法違規行為。但部分中簽者與商戶，卻打起了“薅羊毛”的小算盤，試圖通過虛構交易核銷消費券套取政府補貼款項。

被告人夏某某是上海某餐飲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實際經營人，2024年年末，有顧客在其店鋪用餐時出示“樂品上海”消費券，夏某某得知該店屬于可核銷消費券商家。

不久，夏某某上網時發現，有部分中簽者在網上以50—80元不等的價格兜售“樂品上海”滿1000減300的餐飲消費券，夏某某購買后在店內虛構了1000元消費流水，并正常核銷了相關消費券，300元補貼隨即到賬。

后來，夏某某發現網上還有其他人售賣相關消費券，遂以“店鋪內有顧客搞團建在大量消費，不用補貼券可能會虧損”等為由，向網絡用戶大量購買“樂品上海”滿1000減300消費券，并虛構交易后進行核銷。

經查，2024年11月9日至11月28日期間，夏某某為騙取餐飲補貼，虛構店內消費訂單，核銷“樂品上海”滿1000減300餐飲消費券400余張，共計騙取補貼款13萬余元。

上海松江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夏某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政府餐飲補貼，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詐騙罪。鑒于被告人夏某某自愿認罪認罰，且具有坦白、全額退贓等從輕處罰情節，遂以詐騙罪對其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并處相應罰金。

上海松江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二級法官吳亞安表示，政府向消費者發放消費券是促進經濟、擴大內需、刺激消費、保障民生的重要舉措。但唯有消費實際發生，政策效果才能實現，而使用虛假消費騙取政府補貼，不僅侵害真實消費者的合法利益，也嚴重影響了相關政策的實施效果。

“薅羊毛”還有可能涉這些罪

網絡時代，“薅羊毛”正在成為大眾消費者所熟知的消費形式，但也催生了不少利用電商平臺、消費群體信息差、規則邊緣間的套利行為，部分可能構成犯罪。

據上海首例政府消費券補貼詐騙案的合議庭成員介紹，罪與非罪的邊界，便是是否符合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詐騙罪構成要件——“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

在該案中，“薅羊毛”的手伸向的是政府消費券，而其實質是政府為促進消費發放的補貼款項，屬于國有財產，具有專款專用的性質。夏某某在明知實際餐飲消費發生后才可核銷的情況下，仍通過虛設餐飲消費菜品湊足1000元餐飲消費訂單后，在短時間內大量核銷，套取政府補貼款13萬余元，屬于采用虛構事實方法騙取國有資產，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根據上海市相關規定，個人詐騙金額達6000元以上的屬“數額較大”，可達入罪標準。

事實上，實踐中，以非法技術手段搶券、以騙補為目的大量倒賣消費券或者虛構交易騙取政府補貼等行為，涉及多重法律風險，情節嚴重者可能構成犯罪。

比如，“虛擬定位”集中搶券。行為人通過虛擬定位或更換IP方式，繞過發券部門對發放區域的限制，進而騙領取消費券，或者使用非法程序或軟件作弊進行集中搶券的行為，如果對相關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存在非法獲取、對計算機信息系統進行非法控制，對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或程序進行增、刪、改，情節嚴重的，可能分別構成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罪、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等。

又如，共謀大量轉賣。行為人與商家就騙取國家補貼形成共謀，大量搶券后轉賣商家，為虛構交易及核銷提供條件，共同參與補貼款項分配的，可能構成詐騙罪的共同犯罪。對于普通消費者違反補貼活動“僅限本人使用”的規定，轉賣消費券的，可能因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及相關用券規則，被相關部門或發券平臺限制參與活動等。

可見，生活雖需要精打細算，但在“薅羊毛”時更應明了與“犯罪”的邊界。法官提醒，“薅羊毛”需謹慎，優惠的前提是合法，無論消費者或商戶，在領取并使用消費券時，均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遠離法律紅線。

校對：彭其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