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標準的ESG信息披露框架存在差異性，導致銀行信息披露內容碎片化、可比性較差。數據質量不高，特別是碳排放數據主要依賴企業客戶自行申報，真實性難以驗證，導致數據測算不夠精準。此外，信息披露形式化問題突出，部分報告側重宣傳成績，回避實質性風險（如高污染行業貸款等）。”談及銀行ESG信息披露存在的問題，威海銀行綠色金融部負責人劉寧向中國證券報記者直言。

范圍擴大、顆粒度細化已成為銀行ESG信息披露的顯著發展趨勢，但其總體仍處于爬坡過坎階段。單以碳排放信息披露來說，剖析銀行2024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或ESG報告可以發現，多數銀行披露了自身運營層面的碳排放數據，但在披露范圍與指標一致性方面仍存在提升空間。

這背后是銀行解不開的現實難題：從執行層面看，ESG數據采集涉及多個業務系統，而中小銀行科技投入不足導致數據整合困難；從管理層面看，ESG管理跨部門協調成本高，與銀行傳統風險管理體系未能有效銜接；從市場層面看，投資者對ESG價值的認知有限，市場尚未形成穩定的ESG溢價。這些都削弱了銀行披露ESG信息的積極性。專家認為，銀行需從制度建設、管理實踐和能力提升等維度著手，推動ESG信息披露從“形式披露”到實質管理的轉變。

披露范圍與指標口徑差異大

走進工商銀行北京市豐臺區國金大廈附近的一家網點，記者發現大屏幕滾動播放著這家網點每日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用電量。“我們每天統計碳排放量，每周匯總給支行。”網點負責人告訴記者。

該網點是銀行將可持續發展理念從總行報表下沉至一線網點，讓其具象化的生動縮影。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發布的報告認為，2024年是我國可持續披露規則的“本土化元年”。眾多銀行發布的2024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或ESG報告質量均較上年有所提升，但仍有改善空間。談及主要問題，多位國有銀行及城商行人士提到信息披露標準不統一、數據可比性待加強。

以銀行本身的碳排放信息披露為例，根據溫室氣體核算體系，范圍1是指由公司直接產生的碳排放；范圍2是指公司通過購買能源間接產生的碳排放；范圍3是指公司價值鏈中發生的間接碳排放，包括員工商務旅行、垃圾處理等碳排放。根據相關指引，披露主體應當核算并披露報告期內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披露主體應當披露溫室氣體范圍1、范圍2的排放量，鼓勵有條件的披露主體披露溫室氣體范圍3的排放量。

翻閱2024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或ESG報告可以發現，銀行對相關數據的披露口徑說明不足，且披露范圍不一致。尤其是對于范圍3，有些銀行未披露數據，那些披露數據的銀行排放源差異較大。

例如，工商銀行披露的2024年排放范圍1為9.96萬噸CO2，包括燃料煤、天然氣、液化石油氣、汽柴油等化石能源燃燒產生的直接排放；范圍2為177.6萬噸CO2，為電力和外購熱力及冷量導致的間接排放。其未公布范圍3的碳排放數據。

農業銀行披露的2024年排放范圍1為16.53萬噸CO2，包括發電機、鍋爐、燃氣灶具的固定源排放，車輛的移動源排放；范圍2為197.36萬噸CO2，為外購電力和熱力的間接排放；范圍3為0.40萬噸CO2，為城市用水的間接排放。

中國銀行披露的2024年排放范圍1為7.73萬噸CO2，包括汽油、柴油、天然氣、液化天然氣、液化石油氣、燃料油、煤等化石燃料燃燒產生的直接排放；范圍2為113.83萬噸CO2，為外購電力和熱力隱含的間接排放；范圍3為1.16萬噸CO2，包括廢紙、辦公垃圾及餐廚垃圾處理產生的其他間接排放。

此外，交通銀行、興業銀行、浦發銀行等未公布范圍3的碳排放數據。

數據收集與指標量化存難點

“銀行業務鏈條長、涉及面廣，ESG相關數據涵蓋碳排放、能源使用、供應鏈管理等諸多維度，這些數據分散在不同部門、系統中，缺乏統一的收集渠道和標準化處理流程。特別是間接環境影響（如融資項目的碳排放）更是難以準確計量。”一位業內資深人士告訴記者，對比銀行內部的碳排放數據，企業客戶碳排放數據的收集與計量難度更大。

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主任曾剛表示，碳核算和信息披露是綠色金融發展的基礎，但目前碳排放數據的收集、核算和披露仍存在技術難點和數據不透明的問題。如何推動金融機構和企業建立完善的碳核算體系，并確保信息披露的真實性和規范性，是一項重要任務。

“由于信貸客戶大部分是非上市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客戶信息的可獲取性較差，導致建立ESG評級指標體系比較困難。以往銀行給客戶做盡調，錄取的大部分是財務數據，非財務數據錄入較少。隨著數據治理的推進，銀行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讓企業補充這些非財務數據，不斷提高數據披露質量。”江蘇銀行綠色金融部人士說。

在數據獲取、指標量化等難題的背后，是專業人才儲備匱乏。以“綠色+”為經營策略的某中小銀行綠金部人士告訴記者，了解ESG需要業務人員掌握多個專業的知識體系，包括環境科學、氣候分析、社會責任治理等，而具備金融與ESG復合背景的專業人才非常稀缺。

“以綠色信貸為例，雖然我行的業務管理系統嵌入了大數據系統，但總歸需要專業人才來判斷識別企業資質及未來前景。判斷企業的哪些方面涉及ESG相關指標，需要銀行業務人員對每項指標都很熟悉。面對新的業態，業務人員需要‘火眼金睛’般的準確判斷，避開‘漂綠’企業。”上述中小銀行綠金部人士告訴記者，其所在銀行綠色信貸的主要業務流程是，先由分支行客戶經理對企業客戶作出初步判斷，然后由行內系統根據企業相關指標進行篩選，再由綠色信貸專員進行初步審核，最后由綠金部人員復核，對企業客戶進行深度判斷，并與客戶經理保持溝通。

向實質管理轉變

“這些年，行業最重要的變化就是開始提及轉型金融，不僅關注低碳行業，還會關注高碳行業，推動傳統高耗能行業向綠色發展轉型。”在記者調研過程中，多位銀行人士告訴記者。

上述中小銀行綠金部人士表示：“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仍存在不少問題。有些企業稱，其處于低碳轉型期，向銀行申請設備更新貸款。雖然短期內轉型能有起色，但機器使用年限特別長，例如30年、40年，這就意味著該企業未來的碳排放難以降下來。有些企業稱，碳排放降了一些，但放眼整個行業，碳排放水平依舊十分高。”

業內人士認為，目前ESG信息披露標準體系不完善，部分維度的評價體系不夠細化、難以量化，導致部分企業披露ESG信息流于形式，有些企業甚至通過“漂綠”手段制造可持續發展的假象，這不利于銀行甄別出真正具有可持續發展能力的企業。

回歸銀行本身，其發布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或ESG報告中，量化指標少、定性指標多也是行業的突出問題。部分銀行偏重于展示理念和案例，缺乏具體可量化的目標、進展和效果評估，難以全面反映實際ESG管理水平。部分銀行信息披露流于形式，相關環境影響、社會責任和治理數據缺失或泛泛而談，讓投資者難以準確判斷企業價值。

在曾剛看來，銀行需從制度建設、管理實踐和能力提升等維度著手，推動ESG高質量發展。首先，要完善制度和流程，主動對接國際、國內主流ESG披露標準，建立健全ESG數據采集、處理、披露的標準化體系。統一指標口徑，細化定量與定性要求，確保數據可對比、可驗證。

其次，強化管理和內部激勵，將ESG目標納入經營戰略和績效考核體系，從高管到基層形成全員參與、橫縱協同的管理格局。推動綠色金融、普惠金融、公司治理等領域創新，通過設立綠色信貸、可持續債券等專項業務落地ESG理念。

再次，加強技術賦能和專業隊伍建設。利用大數據、AI等技術手段提升ESG信息采集、監測與風險評估能力，同時加大對ESG相關人才的引進和內部培訓力度，構建復合型的專業團隊。

最后，注重與外部溝通和責任共建。積極與監管部門、行業協會、第三方評級公司和投資者溝通合作，提升ESG信息透明度和公信力，推動形成社會各界共同參與、監督和價值認同的良好生態，為ESG可持續發展提供堅實基礎。

“在ESG信息披露方面，銀行需聚焦關鍵指標，開展數據質量專項治理，引入第三方鑒證，提升相關報告的可信度。在業務方面，銀行應將ESG理念融入產品創新，開發氣候金融、碳金融等特色產品；在管理方面，銀行應將ESG納入戰略規劃，構建包括治理架構、政策制度、業務流程的完整管理體系，加強專業人才隊伍建設，完善ESG治理架構。”劉寧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