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下閑眺】
在民國時期,黃炎培奔走四方,也曾多次往來省港,留下了不少上粵菜館的珍貴記錄——畢竟以其身份之尊,同席人物也多非富即貴,足資貼金,當然值得記敘。
黃炎培是現代中國的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和實業家,解放后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在民國時期,黃炎培奔走四方,也曾多次往來省港,留下了不少上粵菜館的珍貴記錄——畢竟以其身份之尊,同席人物也多非富即貴,足資貼金,當然值得記敘。
早在1918年7月11日,黃炎培就曾在東北吉林蒙時任吉林省教育廳長的楊莘耜“招餐于嶺南飯店”,只是不能確認是否粵菜館耳。1922年8月23日在南京,“夜德軒邀餐于粵秀樓”,這粵秀樓雖然也不能確認為粵菜館,但可能性似乎更大了。(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整理《黃炎培日記》,華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冊,第18、140頁)正式開啟他的粵菜館生涯,則在1938年的廣州之行:“(3月12日)飯于南園酒家,鈞任為主人,園有女侍十五人,皆讀過三四年書,月可分得四五十元。”(同前書,第5冊第247頁)所記頗有聲色。按:鈞任即羅文干,廣州人,1909年畢業于英國牛津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歷任南京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長、外交部長。
此后在各大都邑,黃炎培都是粵菜館的常客。比如1938在成都:“(8月8日)共羅鈞任、李幼椿及問漁餐于廣東小巧酒家,與鈞任暢飲。”“(8月20日)歐槐安招餐珠江,同席邰爽秋、邵華、馬宗榮、吳澤霖等。”1940年11月1日晚“(重慶)市黨部召集文化界民國月會,假廣東酒家舉行”,則規格頗高,規模也大。(同前書,第6冊第3、8頁,第7冊第24頁)
1941年在重慶,則更頻繁出席粵菜館的宴集:
1月21日:夜,潘序倫招餐冠生園。
1月30日:午,赴冠生園,壽毅成招餐,在座黃肖騫、王性堯等。
2月14日:夜,會招餐,商募債問題,設席廣東大酒家,到者吳鐵城、谷叔常(正紉)、吳國楨、王雪艇、劉季洪、梁寒操、陳訪先、蕭同茲、倉華國等。
2月24日:夜,假廣東酒家招向北衡、張澍霖等餐,商募債進行問題。
2月27日:七時,章伯鈞、周士觀、奚倫招餐冠生園,同席鄧召蔭、倪遂吾(中央信托局)。
2月29日:七時,章伯鈞、周士觀、奚倫招餐冠生園,同席鄧召蔭、倪遂吾(中央信托局)。
3月17日:夜,周恩來、董必武、鄧英(穎)超招餐冠生園,稍坐即行。
4月20日:夜,邀河南王隱三、燕化棠廣州酒家餐,商河南募債事。
4月27日:夜,楊扶青、張幼忱招餐廣州酒家,同席申夢奇、張廷諤、郝子華、姬奠川、黃景柏、夏孟輝。
11月2日:中華職校渝校友招餐冠生園,校友到者周維鼐、狄原瀚、錢公業、須洪全、王庭桂、魏行泉、胡書耕、陸旭初、施桂馨、侯敘根、莊昆鵬、施怡民、周克家、解士珍、金兆琪。
11月18日:夜,恒義升張文魁招餐冠生園。(同前書,第7冊,第56、61、66、70、71、77、91、94、175、182頁)
其中3月17日在冠生園接受周恩來等共產黨的領導人的宴請,是很稀貴的材料;而兩記的廣州酒家,也不見載于其他史料,同樣可貴。
1942年在重慶的幾次粵菜館記錄也很有意味:5月5日,“江蘇同鄉各且(原文如此,疑有誤)旅渝代表假廣東酒家舉行聯席會議,狄君武主席,余被推為籌建會所委員之一”——江蘇的同鄉會不假蘇幫菜館而設席廣東酒家,適足見出粵菜館之地位。9月23日“應國貨廠商聯合會之招,參加冠生園聚餐,到者五六十人,主席潘仰山、顧敦夫,同桌者陳敦川(重慶牛奶場)、賀仙舟(景倫織造廠經理)、陳秉誠(華新建筑材料公司)、周瀚章(中國化學工業社)、程士德 (四川旅行社),余與維皆有演說”,那是更大規模,規格也頗不低。而11月27日“偕維鈞應王佐才之招,會餐冠生園”,則是第一次偕新夫人嘗粵菜館。(同前書,第七冊第264頁,第八冊第11、38頁)
往后兩年,則多去冠生園,如“(1943年1月14日)夜,吳羹招餐冠生園,到者皆工商界人,提出工業調整種種問題及所得、利得兩稅讓計算新法。”1944年12月31日則一日兩赴,還見到了老板冼冠生:“早餐于泉外泉,不飽,復至冠生園進食……午餐于四時春。晚餐仍就冠生園簡化充饑。晤主人冼冠生。”(同前書,第八冊第58、345頁)
抗戰勝利后回到上海,也多有上粵菜館,如“(1946年6月25日)夜,職社工商專科校友沈君平……顏昌祥就廣東酒家會餐。”“(1946年7月17日)午后,民盟招待工商界,余被推為主席,未曾告我。今天會場移在紅棉酒家,仍往南海,共若干新聞記者談話。至三時半,知有異,輾轉訪知,急赴紅棉。”“(1947年8月9日)民建為籌募會費茶話會,在紅棉酒家舉行,胡厥文主席,余時事報告。”(同前書,第九冊第170、P177、311頁)。幾乎全是黨(民盟、民建)國大事,可謂粵菜館的光榮。
至于他多次旅港,吃的幾乎全是粵菜館,就不值一述了。
(作者系中山大學文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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