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香港，經常一天三頓工作餐都是和有出海需求的內地企業吃的。”近一年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科技創新界）邱達根感受到，包括金融科技領域在內的內地科創企業出海需求愈發旺盛，“不出海就出局”幾乎成為業內一致的共識。

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刻調整與數字化轉型加速背景下，金融科技出海作為我國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新的表現形式，對推進相關國家和地區數字化轉型與升級、提升我國全球經濟金融規則制定權和話語權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金融科技企業出海蔚然成風并取得積極成效，但同時面臨地緣政治、跨境監管、數據治理、技術生態等多重挑戰。在日前舉辦的深圳香蜜湖國金院2025夏季會議上，金融科技企業人士、專家學者等，圍繞如何平衡創新與監管、發展與安全，助力金融科技企業更高水平、更可持續“走出去”等話題進行熱議，為數字經濟和金融科技企業全球化發展獻計獻策。

金融科技企業“出海”呈現新趨勢、具備好基礎

放眼當下，國內各行業企業全球化布局浪潮勢不可擋，在這背后，龍頭企業、跨境電商、金融服務等成為企業出海強大的“助推器”。會上發布的《我國數字經濟平臺企業全球化發展的現狀、挑戰及建議》課題報告指出，跨境電商等網絡銷售平臺帶動中國制造出海；工業服務、云服務等生產服務平臺也助力制造業企業境外投資和生產經營；金融服務類平臺則為實體經濟“走出去”提供多元金融支持；平臺經濟龍頭企業帶動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協同出海。

從出海的企業類型和規模來看，邱達根介紹，如今出海的企業已不局限于頭部的金融科技和互聯網巨頭，他對接的出海企業更多是估值在10億元—100億元之間科技企業，這些企業中很多是內地某個省份，或者某個領域的隱形冠軍，過去大部分收入都在內地，看重香港在企業出海方面的標準化服務。

據商務部、外匯局統計，2024年，中國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11592.7億元人民幣（以美元計為1627.8億美元），同比增長11.3%。其中，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1個國家和地區的9400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投資10244.5億元人民幣（以美元計為1438.5億美元），增長11.7%。

就金融科技行業而言，有數據顯示，截至目前，中國金融科技企業有近1.2萬家，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占比超60%，尤其北京擁有近全國1/3。中國的金融科技市場規模預計達5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40%以上，成為全球發展速度最快，市場規模最大的國家。

中國電信科技委員會主任、中國電信集團原總經理邵廣祿認為，我國金融科技出海呈現以下新趨勢：一是新技術升級，云計算技術和AI技術為金融核心系統深度賦能。二是針對區域市場差異化開展布局，東南亞是主要市場。三是手機銀行等成為金融科技企業出海的重要突破口。四是中國金融科技出海進入深度布局階段，更多主體加速開拓海外市場。

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李東榮表示，當前金融科技出海已具備良好基礎，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從金融服務走出去到金融科技出海；二是，從技術性能方面看，我國金融科技的技術實力已得到實踐驗證；三是，從支持業務創新和發展方面看，我國金融科技在促進金融業務創新發展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四是，從國際影響方面看，我國信息技術發展已經逐步贏得國際認可。

企業全球化布局挑戰多 跨境監管和本地化落地最受關注

盡管企業出海需求大，但全球化征程絕非坦途，將面臨一系列嚴峻而復雜的挑戰。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原副會長、中國證監會原主席助理張慎峰提出了企業出海過程中面臨的多個挑戰，其中，跨境監管和本地化備受關注。

張慎峰指出，當前企業出海的跨境監管差異與合規成本趨高，體現在各國多元化的牌照監管要求，不同國家和地區實施不同的金融牌照體系，中國金融科技企業在拓展海外市場時需應對復雜的牌照申請流程。

此外，各國“本地化”模式也推升了中企“出海”成本。一方面，數據本地化與隱私保護挑戰增大，多國實施嚴格的數據本地化政策，限制金融數據跨境傳輸。這迫使中國金融科技企業在各國建立本地數據中心或尋找合規的數據處理方案。另一方面，本地團隊建設與人才戰略、技術平臺本地化適配、多元文化理解與產品本地化等本地化落地需求，都增加企業拓展海外市場的成本。

對此，河北源達信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郝旭深有感觸，“我們出海一方面是想獲得更大的市場空間，另一方面是想增強公司品牌在國際市場的知名度。”據他介紹，該公司的主要業務是面向個人股票投資者研發和銷售量化交易軟件，目前公司已實現盈利，下一步計劃持續擴大規模，希望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和更長期的競爭力，在這過程中，他最關注兩大方面的問題。

一是監管態度。“我們的業務目前在國內正快速增長，但我們依然很關注國內及國外監管層對量化交易軟件的監管態度。”二是文化差異。“我們做to C軟件的，非常需要了解當地客戶的使用習慣、征信水平等，才能有利于我們服務當地客戶，給他們帶來價值。”郝旭表示。

以分布式和人工智能技術為證券公司和資產管理機構出海提供技術支持的深圳華銳分布式技術股份有限公司也在陪伴企業出海中面臨本土化融合方面的困惑，該公司董事長鄒勝表示：“我們可能很難在短時間內理解國外競爭對手的運營模式，這對我們是很大的挑戰。好的方面是，我們可以用全新的技術架構來加快研發，努力擴大對海外市場的覆蓋。”

“出海”需堅持長期戰略 期待監管探索國際聯合信任機制

盡管困難和挑戰不小，但對企業而言，當前出海同樣面臨多方面機遇。張慎峰認為，中國金融科技出海的機遇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全球金融普惠化、智能化升級浪潮持續推進；二是《數字經濟伙伴協定》（DEPA）助推全球經濟轉型升級；三是中國金融科技成就成為發展中國家學習合作樣板；四是中國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和數字經濟導向不變。

華為公司副總裁、數字金融軍團CEO曹沖談及華為業務早年出海經歷時感慨道：“早年企業出海都面臨同樣的問題，就是大家都沒有品牌、沒有銷售渠道，本地化拓展非常吃力。但現在不同了，只要有好的技術和產品就不怕沒市場，因為我們有了強大的國家品牌背書。”曹沖認為，金融科技出海需要制定并堅持長期戰略，還要真正做好本地化，組建本地開發團隊，深入研究區域需求，逐步構建本地化原生方案。

騰訊公司副總裁韓開創則對有意走向海外的金融科技公司提出建議：“除了政策合規、文化、習慣等之外，還要看當地市場規模、增長潛力和業務的匹配性。同時，配套基礎設施能否支撐業務體系也很關鍵，技術能否固定成一定標準并得到當地認可，以及當地有無生態合作和人才落地等也都至關重要。”

此外，韓開創還表示，中國的數據在跨境流動中受到地緣政治的影響，希望國家層面與中國企業重點出海的區域和國家之間探索聯合信任機制，以及推動中國的科技成果能通過國際標準制度的認可。

壹賬通金融科技（香港）有限公司CEO金新明認為，金融科技企業出海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發展的選擇，需要多方面綜合考慮：一是技術研發要有全局視野；二是本地化經營要適應當地監管要求和業務需求；三是強化人才多樣性，有效結合中國和其他區域人才優勢；四是加強產業鏈協同出海、抱團出海、借船出海，形成生態競爭力。

“經過對東南亞、中國香港等多地的調研后，我們最終選擇中國香港作為出海的第一站。”郝旭表示。作為內地與世界的“超級聯系人”，香港在支持內地企業“出海”優勢明顯。

邱達根指出，香港能在多個領域幫助企業出海：一是標準，香港可通過無人駕駛、醫藥審批等領域的國際標準助力企業出海；二是資金，香港資本市場降低上市門檻和減少審批時間，幫助科技企業募資；三是人才，香港正在吸引國際人才回流，為企業提供人才支持；四是國際招商，香港可幫助內地科技企業獲得國際資金支持；五是出海服務，通過舉辦博覽會、組織赴東南亞參展，助力企業出海。他提出，我國已走出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金融科技企業，但仍然面臨過度競爭困境，如何將資金投到最有效的團隊和公司，可能是未來提升金融服務能力的關鍵。

責編：葉舒筠

校對：廖勝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