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騎手究竟需要怎樣的社會保障?”
“來北京做騎手,主要就是為了多掙點錢,沒打算在這兒扎根定居。之前在北京送外賣時,我經歷過一次小交通事故,當時用了職業傷害保險,感覺處理起來挺方便的。”王陽,一位來自寧夏農村的年輕人,目前在北京做美團眾包騎手。
王陽說,自己在老家以靈活就業的方式繳納社保,想著有大病的時候回老家治療。對他而言,北京只是個暫住地。
社會保險主要分為居民保險和職工保險兩大類。當企業與勞動者建立起正式的全日制勞動關系時,企業有義務為勞動者辦理職工社會保險,費用由企業和個人按比例分擔。而對于靈活就業者來說,他們可以選擇參加居民養老保險,也可以選擇參加職工社會保險,但需要自行承擔原本應由用人單位承擔的費用部分。
自2025年2月起,美團、餓了么、京東等平臺紛紛宣布,將為專職騎手以及穩定兼職的騎手繳納社保。這一舉措引發了公眾的廣泛關注和討論:“這筆費用究竟該由誰來出?”“社保待遇能否真正落到實處,惠及每一位騎手?”更有尖銳的聲音提出質疑:“究竟是騎手們迫切需要社保保障,還是社保體系在尋求覆蓋騎手這一龐大群體?”
騎手群體的真實訴求和期待,亟待被傾聽和尊重。事實上,他們對于社保繳納的真實想法以及背后的原因,既復雜又具體。
為此,界面新聞針對城市中的“奔跑者”——外賣騎手,開展了一項關于社保問題的調查。
界面新聞以“外賣騎手社保繳納意愿以及對相關社保政策的認知”為題生成問卷,共收到100份有效問卷。此外,在發放問卷基礎上,界面新聞輔之訪談,共有90位問卷參與者回應相關問題。
對社保心態各異的外賣員們
見到外賣員李肖時,她剛剛“爬”了8樓送完一單快餐。
“我大專畢業,本以為能找個坐辦公室的工作,現在每天在路上跑,最擔心的就是老了沒保障。”李肖摘下頭盔,汗水順著被曬得黝黑的臉頰緩緩滑落。 她告訴界面新聞,她懷孕的時候都不敢停單,生完孩子才3個月又出來跑單了。
在李肖看來,產假是自己給自己放假,生育補貼更是不太可能實現。“目前平臺只給購買了意外險,摔了碰了能賠點,可養老、醫療、生育這些怎么辦?”談及為何不自行繳納社保,李肖坦言,“一是不懂怎么辦理,平臺沒給開渠道;二是負擔重,按靈活就業人員繳五險,每月得扣1000多,相當于每天白跑好幾單。”
她希望政策能明確平臺責任:“哪怕平臺和個人各承擔一半,我們也能松口氣。現在就怕年紀大了跑不動,病了沒醫保,老了沒養老金。”
在界面新聞訪談的為數不多的女性騎手里,她們對繳納社保持有高度意愿。
在杭州,39歲且本科在讀的張鑫鑫創業失敗后轉行做外賣騎手,目前是餓了么外賣團隊隊長和藍玫瑰公益組織創始人。
2014年,張鑫鑫借錢投資了50多萬元接手了一家文印公司。但因各種原因,她創業失敗,債務最多時累積道六七十萬元。
2020年7月,一次偶然的機會,她得知外賣騎手收入可觀。隨后,自己在閑魚上買了一輛900元的綠源二手電動車開始跑單,“剛開始跑單很難,當時,自己的兒子才一歲多,還需要每天抱著。我清楚記得2020年10月13日,我掙了173元,給兒子買了一桶奶粉,也就是那個時候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在張鑫鑫看來,社保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考慮到兩個孩子上學問題。我一直繳納社保,直到去年公司開始為我繳納五險。”她表示,社保不僅為她提供了醫療、養老等方面的保障,更讓她感受到了社會的關愛與溫暖。
26歲的騎手李新野也意識到繳納社保的重要性,但并不認為平臺會為其繳納五險。李新野剛工作6個月,選擇外賣的原因主要是因為自由度高。對于社保繳納情況,他表示,這份工作只是暫時的,未來希望能夠找到一份能夠繳納社保的工作,工作到一定年限后再退休。
“17歲來到上海打工,開過貨拉拉、做過服裝銷售、進過工廠,飯店服務員也干過。只有在阿迪達斯服裝店工作(銷售)時有繳納社保,當時做一休一,交完五險一金后每個月還有七千多,加班還有加班費,只不過后來在店里談了個女朋友,分手后就辭職了。”因之前有過繳納社保的工作經歷,所以李新野對繳納社保的重要性有認識。
“平臺為騎手繳納社保的意義主要是減少職業傷害后的經濟負擔,增強職業認同感,增強騎手的歸屬感,讓騎手送外賣也覺得是一份可以穩定的工作。”在北京從事美團眾包的蔣浩表示,像他這樣的短期從業者更傾向現金收入。
張自新是餓了么專職騎手,在一個四線城市剛跑外賣不到1年時間。目前只繳納了意外險和城鄉基本醫療保險。在他看來,現有的這部分保險已經覆蓋了他的需求,日常出現事故,平臺可以負責,自己不用承擔責任和額外開支;有身體問題可以通過基本醫療保險覆蓋,更多的保障沒有太多用處。
不想參保的現實考量
20歲的劉峰是湖南衡陽人,中專畢業。2024年10月開始道深圳跑美團外賣。目前,他每月收入到手大概在8000元左右,一個月要跑1000多單,每天工作時長在12小時以上。談到社保問題,他認可社保的意義,但社保不是他現階段考慮的重點。他說,自己比較看重眼前的收入,因為到手的錢越多,他才能盡快攢夠錢回老家縣城買房,而交社保會影響到手工資。
“平臺應考慮不想交社保的騎手們的訴求,對這部分騎手可以采取提高單價、增加每個月補貼等措施。”劉峰說。
“美團眾包提供每日3元的交通事故意外保險。”40歲的江建新,初中學歷,自2012年起進入外賣行業,至今已斷斷續續工作了13年。這些年中,他拼命跑單,只為多賺些錢供孩子讀書。江建新的孩子有語言障礙,每月學費高達六七千元。除了一份交通事故意外險,他還在安徽老家繳納了400元的新農合保險。
另一位騎手張閔恒,來自山東農村,因家人生病急需用錢,便來到北京跑外賣。“我學歷不高,跑外賣是我能較快上手的工作,不過也經歷了一段摸索期,現在月收入大概在8000元左右。”張閔恒坦言,他并未過多關注社保問題,一心只想多賺些錢,“如果平臺能為騎手負擔社保費用,那自然是好事,但交不交對我來說也無所謂,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到手的現金能更多些。”
綜合以上外賣員的采訪情況來看,他們往往是家庭的經濟支柱。受限于自身學歷,他們很難找到比跑外賣收入更高的工作。因此,他們格外看重跑外賣賺到的實際收入,且關心意外事故發生時能否獲得及時賠償,以及賠償流程是否公開透明,工傷理賠與意外險賠償有何區別。至于養老保險和公積金等,他們認為并非當前階段的首要問題。
社保是騎手換平臺的核心因素嗎?
王坤是一名美團非專職騎手,由于原單位效益不好,2024年開始在濟南本地跑外賣。對他而言,社保并不是他選擇平臺的主要因素,他更看重單量的多少。
“我對于五險并不是很看重,騎手不希望主動交這部分錢。”40歲的王坤告訴界面新聞,選擇外賣平臺主要根據收入和單量,平臺能夠給騎手承擔社保費用只是一個錦上添花的作用。“對于我們來說,還是多接單更加實際。”
王坤表示,“雖然京東的單價是高,一單高出美團3-7元,但是單量還是比美團少。比如,我去山東大學送,美團給我一次性派5個單,而京東才派1個單過去,這樣看還是美團比較有優勢。”
在北京CBD核心區跑外賣的美團專職騎手呂峰稱,他每單價格能達到11元,月收入在12000左右。呂峰從河南來到北京,目前從事外賣行業已經有8年,每單跑單單價比一般騎手高三元左右。“不會考慮換平臺,目前自己的單價還算可以,多掙些錢,后面再干幾年就回河南老家了。”
此外,餓了么專職騎手張自新說,對他來說,社保不是決定他轉換外賣平臺的核心因素。唯一能夠影響他選擇平臺的因素,只有每單的跑單價格和自由度。
據張自新透露,與他一起跑外賣的一位餓了么外賣員,曾經在送餐過程中出現了意外事故,但平臺在這方面保障力度比較到位,個人沒有額外的支出賠償,由平臺進行了全部兜底。他認為,外賣員經常會遇到各種突發情況,平臺如果對意外事故的兜底政策做到位,他就沒有了太多后顧之憂。至于其他的保障措施只是錦上添花。
普遍希望降低個人繳費比例
基于關心到手工資的多少,調研中的大部分騎手都希望自己能盡可能少承擔社保繳納的支出費用。
“希望公司在給我們繳納五險是,公司承擔80%,我們個人承擔 20%。”騎手張鑫鑫表示,個人部分不要超過20%,這在自己可以接受的范圍內。
另一位外賣騎手李詹地表示,自己能接受的最大收入降幅約為每月500元。“我可能每天熬一點時間,多跑幾單,一個月還能掙回來彌補這一損失。但社保如果扣除太多的話,難以接受。”
參與訪談的其他大多數外賣員也坦誠,自己的社保支出費用在500元以內可以接受,超過500元則不想參保。
至于社保落地后對外賣員實際效果保護如何,訪談中的部分外賣員表示,并無法預知。還有外賣員表示,實際落地效果可能并不會太樂觀。
李詹地認為,當前各平臺宣稱將為外賣員繳納社保,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吸引他們注冊成為專職騎手而提出的口號,其實際執行效果可能并不盡如人意,且存在諸多尚未明晰的模糊地帶。“這一問題并非僅靠一兩家平臺落實相關政策就能徹底解決的。”因此,他對各平臺出臺的社保措施持謹慎觀望的態度。
李詹地希望,社保政策落實過程中,應該有詳細說明繳納的費用比例,以及明確對個人的好處有哪些、參保流程如何以及轉換其他外賣平臺后社保如何接續等問題。另外,他還考慮去二線省會城市打工,如果前期已經通過平臺在本市繳納了社保,那么他在異地參保是否又會有影響。
外賣騎手王營表示,社保政策落實會有一定困難。他認為,戶籍參保導致跨省騎手無法在工作地繳納并且騎手個人收入不固定,差異大也會導致繳費數難核定。對此,他希望,區分全職兼職騎手,全職強制平臺繳納,兼職提供自愿參保通道,并且允許按工齡劃分異地參保,簡化轉移流程。
“政府補貼部分繳費(如靈活就業養老/醫療險),同時還允許騎手按實際收入區間選擇繳費檔位。此外,加強社保權益宣傳,減少信息差也非常重要。”王營說。
立法推動勞動關系的統一性
31歲的小熊是江西贛州人,在美團做專職騎手。他從事外賣工作3年,每月跑單量在1000以上,每月跑單20多天,一天平均跑單時間在12小時以上,月收入在10000元左右。
目前,美團給小熊繳納了新職傷的騎手商業意外險。不過,小熊認為需要了解的專業知識太多,理賠門檻也高,很容易就因為材料不齊、程序問題等導致理賠失敗。他希望盡量簡化流程,加強科普,讓騎手們真正了解保險知識。
界面新聞在問卷調查以及后續訪談中發現,在社保還未完全普及的情況下,部分騎手(非專職騎手)除了自己在本地戶籍所在地繳納的城鄉醫療保險外,主要還是平臺給繳納的商業意外險,還有一部分仍處于試點中的新職業傷害險(以下簡稱"新職傷")。
“平臺為騎手繳納的商業意外保險,在保障項目和保障力度上,顯然無法與“新職傷”相提并論。”婁宇表示,“新職傷”本質上對應的是工傷保險,其提供的保障程度基本與工傷保險相當。相比之下,商業保險的保障范圍較為有限,通常僅涵蓋醫藥費,可能還包括一些殘障津貼。
不過,婁宇也認為,商業保險也有其優勢,即無需認定事故是否發生在工作時間、工作場所或因工作原因,只要發生意外事故,即可進行賠付。
從職業傷害對勞動者造成的損失角度來看,新職傷無疑是更優的選擇。不過,婁宇也表示,新職傷會給平臺企業帶來了一定的經濟負擔。
此外,由于騎手的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與私人生活場所難以明確區分,因此很難準確判斷事故是否發生在工作期間,這可能導致較高的道德風險。同時,平臺用工的法律關系較為模糊,很多情況下已經形成了事實上的勞動關系,但平臺并未將其作為勞動關系進行管理。如果騎手參加了新職傷,后續還可能面臨一系列相關問題。
“但總體而言,新職傷相較于商業保險,更貼合平臺勞動者的群體特征,能為其提供更優越、更全面的保障,對勞動者權益的保障無疑更為有利。”婁宇說。
考慮到企業壓力,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張翔提出,可以考慮允許眾包騎手以自雇勞動者身份,自己給自己繳費,直接參加工傷保險。工傷保險是雇主責任險,歷來由雇主承擔全部繳費責任。眾包騎手無穩定雇主,難以參加工傷保險。承認眾包騎手的自雇勞動者身份則可以成為破解上述難題的備選方案之一。
更關鍵點問題,是目前外賣用工形式的多樣性導致社保問題的復雜性。目前,基于用工模式和管理方式的不同,外賣騎手主要分為眾包類、專職類、半專職類(樂跑/暢跑)、專送類。
界面新聞在調研中發現,眾包騎手與平臺無勞動關系,平臺也無需承擔用人單位義務。社保繳納方面,騎手需以靈活就業人員自行繳納職工養老和醫療保險;專職騎手則是平臺直接雇傭,平臺需為騎手依法繳納五險,但在執行過程中部分代理商可能通過勞務派遣或降低社保基數的方式規避成本,導致參保不全;專送騎手主要是與第三方公司簽訂勞動合同,勞動關系存在于代理商而非平臺,并且在執行過程中容易出現未簽合同或者只繳納工傷險(成本最低)以及以靈活用工形式雇傭以轉移風險。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外賣騎手的社保差距本質上是平臺將用工風險通過“眾包—代理—直營”模式逐層轉嫁。現行法律對不完全勞動關系的認定模糊導致企業利用法律漏洞規避社保責任。
從長遠看,婁宇認為,未來有必要通過立法來明確界定平臺勞動者——無論是新形態還是舊形態——與平臺之間是否已形成事實上的經濟依賴關系,即經濟從屬性。具體而言,當平臺勞動者將大量工作時間和精力投入平臺工作,并在經濟上高度依賴平臺收入時,平臺就應當與勞動者共同承擔生老病死等生活風險以及職業傷害風險。
對此,他建議,應篩選出勞動關系中與社會保險緊密相關的要素。一旦勞動者符合這些要素,就應強制其參加職工社會保險。這實際上是社會保險這一傳統問題在平臺經濟時代所面臨的新挑戰。
“當然,不能脫離現有制度去探討如何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賦予新型權利。我們必須深入挖掘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特征,并確保這些特征在制度設計中得到精準體現。這是我們未來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而這一問題的解決顯然需要立法的支持。”婁宇表示,如果僅依賴當前的規范性文件,顯然不符合立法法的要求,也難以有效解決常態化的制度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