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的第二個任期即將于明年6月畫上句號。這位曾以“漸進加息”和“抗擊通脹”為標簽的掌舵者,如今正面臨來自白宮的前后夾擊。
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副總統萬斯近期頻繁敦促美聯儲降息,與此同時,白宮已經在物色下一任美聯儲主席的人選。特朗普近日表示,將很快任命繼任者。
現任財長貝森特一度被傳為最熱門候選人,但白宮迅速否認這一傳聞。
這場權力更迭的背后,不僅是候選人個人資歷的較量,更是美國貨幣政策未來方向的抉擇:是堅守獨立性,還是向政治壓力妥協?
施壓鮑威爾
根據美國聯邦儲備法案,主席由總統提名并經參議院確認,任期4年,但若其同時擔任美聯儲理事,則理事任期可長達14年。這一制度設計的核心在于“獨立性”———即使總統對主席不滿,也無法單方面罷免,需國會2/3多數票支持。
鮑威爾于2018年被特朗普提名為主席,2022年連任,主席任期將于明年5月結束,但其理事任期將持續至2028年,這意味著他可能以普通理事身份繼續參與貨幣政策決策,成為繼任者的潛在制衡力量。
鮑威爾任內經歷了疫情后史詩級的貨幣寬松與2023年的激進加息周期,成功將通脹從9%的峰值拉回至3%以下,但其政策節奏屢次與特朗普的要求產生沖突。
2025年,特朗普連任后,雙方矛盾進一步激化。特朗普已經多次在社交媒體上要求鮑威爾降息,但鮑威爾一直明確表示,“不會因關稅政策倉促降息”。
隨著美國債務規模突破36萬億美元,聯邦政府每年需支付1.2萬億美元利息,降息成為緩解財政壓力的“捷徑”。
特朗普政府近期頻繁敦促美聯儲降息:
6月6日,美國非農就業數據公布后,特朗普說,“美聯儲的‘太遲先生’是場災難!歐洲已經降息10次,我們一次都沒有。若通脹卷土重來,加息應對就好。”
6月11日,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報告公布后,特朗普表示, CPI最新數據表現理想,呼吁美聯儲將利率下調一個百分點。如此一來,美國在即將到期的債務利息上將節省大量支出,這非常重要。萬斯當天也以“通脹放緩至0.1%”為由加入施壓陣營,將美聯儲推向政治風暴中心。
美聯儲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將于6月18日公布利率決議,目前市場預計該會議幾乎沒有降息的可能。根據芝商所的模型,下一次降息可能要等到9月份。
候選人之爭
為加速政策轉向,特朗普團隊被曝考慮任命“影子主席”,即在鮑威爾任期結束前提前宣布繼任者,通過輿論影響市場預期。
這一策略最早是貝森特于2024年10月9日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出的。“可以盡早提名美聯儲主席,然后設立一個‘影子美聯儲主席’”,貝森特說,“基于前瞻性指引的概念,沒人再真正關心鮑威爾說什么了。”
德意志銀行報告指出,這一策略雖無法律效力,但可能削弱鮑威爾的權威,并為候選人鋪路。
當前,四位候選人被普遍視為“決賽圈”選手:貝森特、美聯儲前理事凱文·沃什(Kevin Warsh)、現任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Christopher Waller)以及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凱文·哈西特(Kevin Hassett)。
貝森特雖遭白宮否認,但仍是華爾街眼中的頭號種子。對沖基金巨頭保羅·都鐸·瓊斯直言:“貝森特是特朗普的首選。特朗普對經濟增長的執著和對忠誠度的重視決定了這一點。”
貝森特這位前金融家深諳特朗普政策議程,正主導關鍵關稅談判。當被問及候選資格時,他巧妙回應:“我在華盛頓擁有最棒的工作。總統會決定誰最適合美國經濟和人民。”
分析指出,貝森特最大的優勢在于已證明能在動蕩中執行特朗普議程,同時維系金融界信任;劣勢則是,若執掌美聯儲,其與白宮的密切關系可能損害美聯儲的獨立性。
而沃什是特朗普2017年曾考慮的主席人選,他的職業生涯始于的并購業務。2002年,進入小布什政府擔任經濟顧問,并于2006年被任命為美聯儲理事。當時年僅35歲的他,成為美聯儲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理事,并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扮演了美聯儲與華爾街溝通的聯絡人角色。然而,沃什的“鷹派”底色與特朗普的降息訴求或存在矛盾———他曾批評量化寬松政策,并質疑美聯儲過度干預市場。
沃勒作為內部候選人,提出一條折中道路。與鮑威爾不同,他認為特朗普關稅僅會短暫推高通脹,近期更暗示可能需要降息防止經濟衰退。分析指出,沃勒的優勢在于精通美聯儲運作機制,能確保政策連貫性;劣勢則是缺乏白宮青睞,且觀點不夠“鴿派”,不能滿足特朗普的降息訴求。
哈西特作為特朗普政策設計師公開為關稅辯護:“公司正在回歸美國”,并斷言2025年經濟衰退概率“幾乎為零”。分析指出,作為保守派經濟學家,他深諳白宮政策邏輯,能無縫對接特朗普議程。但劣勢是學術背景強于金融市場實戰,且過于緊密的政治關聯或削弱美聯儲公信力。
德意志銀行認為,高喊降息100基點的特朗普更青睞“鴿派”,看好沃勒勝算。同時警告新主席面臨獨立性考驗,在通脹升溫預期下,其需要在降息壓力與維護美聯儲信譽間尋求平衡。
波士頓聯儲前主席埃里克·羅森格倫(Eric Rosengren)表示,“希望無論選誰,這個人都強烈認為貨幣政策的制定應該符合雙重使命,而不受政治影響。但這還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