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春江水暖鴨先知”，從事外貿業務的企業，往往是最先感知市場變化的群體。

據央視新聞報道，貿易追蹤機構Vizion公布的數據顯示，在美國和中國互降關稅之后，在美國下單的從中國到美國的集裝箱運輸預訂量飆升近300%。

中國外貿商在“窗口期”抓緊出貨的同時，早已做好了兩手準備。為了突破貿易限制并實現更高層面的資源整合，越來越多中國企業正加快出海步伐，而東南亞正是其中重要的目的地之一，書寫新時代“下南洋”的故事。

近日，記者陸續采訪了多家在東南亞設有生產線的中國外貿企業，它們分別從事電子設備、光伏、包裝材料生產等的生意，當中不少都是對美出口份額較重的企業。部分受訪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受到美國關稅政策的影響，他們對美出口的業務不可避免會受到影響。在此情況下，多元化市場份額、分散風險是它們能夠保證生存的做法。

中企們還嘗試通過在東南亞國家布局產能來規避一部分風險。東南亞國家具備人口紅利，與中國經貿聯系緊密，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在一系列優勢的支撐下，讓在東南亞拓展業務的中國企業擁有“生而全球”的契機。只不過，這些中企也漸漸發現，“出海”之路并非一帆風順，皆因如今的東南亞市場，已經從幾年前的“藍海”逐步演變成“紅海”，競爭壓力日益增加。

中企直面關稅“風暴”

面對近來美國對華關稅政策頻繁變動，中企率先行動起來，有部分外貿企業已經建立起多元化的市場體系作為應對。

廣東宏伙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公司以經營智能家電為主并聚焦歐美市場出口，由于國際貿易沖突頻發，企業很早就有意識開辟其他市場。他表示，早在2023年，日韓、南美和東南亞市場等已經成為公司業務的增長點，“未來三年，公司對東南亞出口占比將提升至15%。”

然而，對于原本把市場和客源布局在歐美市場的外貿企業來說，想要快速調整戰略布局并非易事。看到中美大幅降低雙邊關稅水平的消息，浙江某外貿公司負責人劉安直言“松了一口氣”。從事電子消費品行業，劉安公司的出口業務大約50%是對美業務，因此他特別關注美國對華關稅政策的變化。

“在現在這個‘窗口期’，我們先抓緊恢復原來一些美國訂單的出貨，在生產環節上我們也盡量提速，畢竟我們也擔心接下來政策會發生什么變化。”劉安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雖然現在有利好的消息，但對于接下來公司出口業務表現的看法算不上樂觀，“一季度公司整體的出口額表現持平，但我預計二季度出口會下降，所以今年來說出口最理想的情況是表現持平。”

針對對美出口產品的訂單，劉安打算直接轉到東南亞國家生產。他表示，公司打算“舉旗南下”，目前計劃在馬來西亞設廠，公司也注冊好了，現在就等機器運過去就可以生產了，“理想的情況下，今年內就可以推出產品。”

在義烏經營進出口公司的戴雄也曾一度暫停對美貨物訂單的出貨。他表示，訂單一般都是先交貨后付款，如果客人覺得稅額太高“不堪其重”，很可能會毀約不收貨。戴雄公司對美業務約占整體出口業務的40%，也是占比最高的市場。于他而言，任何跟美國相關的關稅政策變化都會對他公司業務帶來難以預測的風險。

面對形勢多變的外部環境，戴雄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他正盡力豐富其他市場的出口，但他也坦言，想在美國市場之外找到穩定的客戶訂單并不容易，“就東南亞國家來說，它們國內市場的消費能力仍然較低，我們的產品很難有長期大額的訂單。”

重構“出海”東南亞邏輯

受訪的外貿商始終認為，“出海”是企業發展的重要戰略，而他們也在構筑新的出海產業鏈。

只不過，“出海”其實相當于第二次創業。經過一段時間，這些外貿商往往發現，他們在東南亞當地的營運面臨著許多難以預估的挑戰。

在柬埔寨開廠兩年的戴雄感受很深。“首先從管理上來說就會面臨較大的困難。”戴雄向記者表示，為了使運營本地化，外貿企業需要深入了解當地的政策和法規，更有效的方法是在當地搭建新的“朋友圈”。此外，由于東南亞當地現代化工業化水平發展不及中國，因此戴雄稱中企很難在當地招聘更多技術熟練程度較高的工人，這也影響中企進一步擴張的潛力。劉安則提到了很多企業可能忽略的文化差異問題，就此，中國企業需要在管理體制和文化融合方面做出調整。

此外，最讓外貿企業意想不到的是跨國建廠可能會面臨更高的成本。戴雄告訴記者，以人力成本為例，跨國建廠除了招聘一部分本地員工，從中國派駐的管理人員工資水平起碼是國內的1.5倍。剛在馬來西亞建廠的劉安，也提到很多建廠過程中的額外支出，比如在當地購買包裝材料、芯片等費用比國內高，此外，由于當地基礎設施還不夠完善，在當地廠房搭建電線線路的費用也會偏高。

多位受訪律師也表示，企業出海東南亞投資，隱形成本與實際投入成本存在較大差異。

“其實一直以來，很多外貿企業都有一個認知的誤區，那就是認為出海東南亞能夠節省成本。”負責東南亞出海業務的涉外律師楊濟宇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要是企業把一整套生產流程搬到東南亞，就相當于在當地重建供應鏈，必然會面臨很高的成本。而且企業還要在當地訓練工人，即便如此，也很難達到中國工人的效率。

楊濟宇還向記者提到物流成本的問題，“目前東南亞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擁有像中國這樣完備的產業鏈，現在大部分出海企業的原材料都從中國運輸。”她直言，雖然很多出海企業把附加值最低的環節放到東南亞，但也很難忽視其中的“隱形成本”。

北京市盈科（廣州）律師事務所股權高級合伙人羅秀婷也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補充稱，“現在國內外貿企業出海還面臨不少問題，包括美國對轉口貿易的溯源審查趨嚴，東南亞各國在環保、勞工法規等方面差異較大，ESG合規成本攀升等問題。”

受限于當地供應鏈不完善等多重因素，很多涉外律師觀察到大多在東南亞的中資企業目前還處于投資期，即收入還未以利潤形式回流。

方達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卜睿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據他的觀察，大部分出海項目都有1至3年的回本期，即在這個階段內可能未能產生利潤，而且企業還面臨其投資國關于激勵政策的考察，若沒有達到投資國規定的投資額，企業獲得的稅收減免可能就面臨調整。

東南亞成為中企全球化的“試驗場”

隨著中國和東盟的經貿聯系日益緊密，東盟不僅穩居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和東盟也互為重要的投資來源地和目的地。據中國貿促會數據，截至2024年7月，中國同東盟國家累計雙向投資超過4000億美元，中國是東盟的第二大外國投資來源地。

中國投資在東南亞多點開花。在羅秀婷看來，在近幾年不斷加碼的貿易壁壘擾動下，傳統外貿依賴型行業出海東南亞的意愿最強，包括電子制造、紡織服裝、家居建材等，旨在通過東南亞產能布局維持出口競爭力。此外，從事新興領域中國企業也在加速試水，利用東南亞市場紅利和政策傾斜，探索新增長點。

羅秀婷認為東南亞市場有幾個較為突出的優勢，首先，部分東南亞國家通過“市場換投資”政策，比如稅收優惠等吸引中企建廠；其次，是中國和東南亞地緣相近文化相親，《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紅利也降低了很多中資企業出海的門檻，“東南亞既是企業應對關稅貿易壁壘的選擇，從長遠來看，更是中企全球化能力培育的重要試驗場。”

楊濟宇也持相近的觀點。她表示，在產能出海之外，中國與東南亞商品貿易也在持續增長，RCEP也促使中國和東南亞國家之間產品的原產地互認變得更加便利，讓中企出海東南亞的熱情越發高漲。

受訪專家還留意到中企出海的一個新變化：出海企業往往不是單一企業，而是產業鏈抱團出海。羅秀婷向記者分析稱，當前中企出海東南亞已經從“貿易主導”邁入“產業鏈深度嵌入”的階段，早期以出口和簡單組裝為主，現在中企逐步向技術合作、本地化研發延伸，如設立區域研發中心等。

不過就目前來看，由于東南亞在基建、人才和供應鏈等方面成熟度不足，中企在東南亞原產化率仍比較低。“中企可以通過‘技術換市場’的策略，如與當地企業合資、采取專利授權等模式平衡知識產權風險，同時依托建設中資產業園加速本土化。”羅秀婷表示，相信未來中企在東南亞的原產化率將呈現漸進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