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先生1922年攜《金文編》北上京華，名動學林，并藉以順利留京深造然后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直到1946年南歸，旅食京華長達24年之久。然而，或許由于有家有口，有東莞會館的地道家鄉菜供應，還有最頂級的譚家菜可食，雖然也常有市味應酬，卻罕見粵菜館蹤跡；一時疏忽，我在《容庚的北平食事及譚瑑青史事考略》（收入《粵菜北漸記》，東方出版中心2022年版）還以為從未上過呢。其實細察之下，還是去過一家東華樓（東華飯店）的，而同時學界友人，也多有履席，故值得再作縷述。

今檢其《容庚北平日記》（中華書局2019年版），他先后去過東華樓12次，集中在1925年，去了10次：

1925年3月8日：赴出版部東華飯店早餐之約。

1925年4月15日：五時蘇、鐘等來。鐘邀往東華飯店晚飯。

1925年4月19日：與蘇、鐘各人往真光看電影《結婚保險》。邀各人往東華飯店早飯。

1925年4月26日：晨往真光看《巾幗須眉》電影。看畢施少川邀往東華飯店早餐。

1925年5月17日：早與鐘、施往真光看電影《血痕淚影》。鐘請往東華飯店飯。

1925年6月3日：與翟宗心、祖弟請畢業生馮炳奎、周梅羹、黎汝璇、黎翼墀、王榮佳、鐘暾羲在東華飯店晚飯，共化七元二角，每值二元四角。

1925年6月14日：與少川、蘇、鐘等往真光看電影《燕支虎》。看畢少川請往東華飯店早飯。

1925年9月20日：與母親、蘇、鐘等往真光看《冰山俠影》電影。盧貫邀在東華飯店早飯。

1925年9月27日：八時半往真光看《賣花女》電影。到東華飯店早飯。

1925年10月29日：盧瑞邀東華飯店晚飯。飯畢與母親等回寓。

1926年1月20日：七時許蘇、鐘、張、鄭、何來，陳宗圻邀往東華飯店晚飯。飯畢同往老館。

1935年1月31日：十時至平。與三弟等往東華樓午飯。

容庚雖然1922年即北上京華，但其北平日記卻是始于1925年，行將從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畢業，其實剛入學不久即已于1923年1月兼任研究所臨時書記，1924年1月升為事務員，月薪50元，生計無虞。1925年5月27日起充任交通部咨議，不知有無津貼。1925年7 月得羅振玉資助，《金文編》由貽安堂出版，學術地位正式奠定。故1925年9月28 日即被聘為國立廣東大學文科教授（后辭職未去），因燕京大學挽留1926年3月9日接聘為燕京大學襄教授（位在計師之上，相當于副教授）。因為有這個背景條件，容庚才能以一介學生而頻上餐館——從日記里看，那么喜歡餐飲交際的顧頡剛，讀書時也極少上餐館的記錄。（易新農、夏和順《容庚傳》，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頁）

雖然這段生活為北京粵菜館留下了一筆可貴的史料，但容庚后來卻是頗為這種嬉游自責的：“十一年（1922）五月，與弟肇祖同游京師，讀書于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喜與鄉人聽戲、打牌、看電影、上館子，每星期率一二日以為常。過此輒自責日‘汝來北京胡為乎’，未嘗不廢然而返，其友人有譽之為精于勤，有毀之為荒于嬉者，皆觀其片面而非真也。”（容庚《頌齋吉金圖錄序》，《容庚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頁）

這種嬉游，還有一個較大的背景，就是此際粵人特別是莞人北上求學者眾，比如在北京大學，“自有大學以來，從四方至，執業肆習其間者，惟廣東人最多，亦最勤學。綜海內二十二省，合文理法工四分科，共五百余人，而廣東居全國六分之一，凡八十有六人。” (陳黻宸《北京大學分科廣東同學錄序》，《陳黻宸集》上冊，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660頁)而燕京大學廣東籍學生則更多，共有200多名，幾占全校學生四分之一。而有聲名者亦夥，如梁啟超、陳垣、張蔭麟、陳受頤、黃節，以及容庚、商承祚、倫明、容肇祖、羅香林、葉公超等，都是當時或稍后的京城學界翹楚。（易新農、夏和順《容庚傳》，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頁）因此能同鄉好友，時時嘯聚。

這東華飯店并不是普通的小飯館，因為著名學者錢玄同，在容庚初京那年，一出席就稱其為大型的“飯莊”，而且是一眾名流同去，前后去的次數也與容庚相埒，還在日記中特別注明過其為粵菜館：

1922年2月18日：午叔平擴食東華飯莊，同席者為麟伯、士遠、兼士、幼漁、隅卿諸人。

1922年2月22日：午偕士遠在東華飯莊。

1923年4月18：穟孫日內將赴日本，不庵今午在東華飯店（廣東館）給他錢行，邀我作陪。

1924年4月1日：訪不庵，與之同至東華晚餐。

1924年5月2日：訪不庵，與之同至東華。

1924年5月14日：午后四時訪不庵，叔雅亦在，三人同至東華吃飯。

1924年6月11日：與叔平、隅卿同至東華晚餐。

1924年7月2日：與不庵同至東華吃飯。

1924年7月11日：午介石請在東華吃飯，為女師事也。

1933年6月6日：上午兩兒來，與“雅“于東華樓。

1933年6月10日：上午兩兒來，午同至東華樓雅。

1933年6月14日：上午兩兒來……午同他們至東華樓。（《錢玄同日記》，楊天石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在清華主辦研究院國學門的吳宓，也去過幾次東華飯店：

1925年3月30日：正午，東華飯店，“唯是”同人請宴，湯、黃（節）在。

1925年8月17日：十二時，至清華同學會，陳熹請宴于東華飯店，遇沈光苾等。

1926年2月8日：偕湯至東華飯店陳熹君宴席中同餐。

有意思的是，清華研究院國學門成立后，作為研究院主任的吳宓首訪北大研究院國學門，即由容庚引領介紹：“（1925年10月30日）十二時赴歐美同學會用午餐。一時，再訪鄭奠。由鄭君導至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參觀，并由容庚、魏建功諸君引導說明，見古器及檔案之屬。”（《吳宓日記》第三冊，三聯書店1998年版）

最后我們要談談東華樓的“味道”。1937年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介紹到廣東菜館，首揭東華樓，并稱其經理為歐公祜，創辦時間是民國二十年一月，拿手菜為蠔油炒香螺、五柳魚、紅燒鮑魚、干燒魚，地點在東安門外。此外則介紹了東亞樓，著名菜品為叉燒肉、江米雞，地點在東安市場；一亞一，代表菜品為魚粥、鴨粥，地點在八面槽；另有西單商場的新廣東和陜西巷的新亞春。（馬芷庠編，張恨水審定《北平旅行指南》， 同文書店1937版，第242頁）稱其創辦于1932年1月，顯非，因為像錢玄同，從1922年到1933年，都陸續在去；如果說1932年換了老板，重裝開張，倒有可能。

或許是新老板歐公祜更有辦法，以致創造了上海“魔都”一詞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風在1933年吃過東華樓后，大發感慨，大贊粵菜：“在北京逗留期間我也常去吃中國菜，但畢竟是大暑天，不是品嘗菜肴的季節。除了東興樓之外，他們還帶我去了吃廣東菜的東華樓，前門外的春華樓（北京菜）等幾家……說句老實話，在熱河每天凈吃麥飯和蔬菜的人，來到北京嘗到了第一流菜肴時的這種驚嘆和滿足，是不能作為品評菜肴的標準的。北京菜也好，四川菜也好，中國菜還得推廣州的。若以真正的廣東菜作比較，這可謂是定論了。首先在奢華的程度上不可相提并論。你只需喝一口湯，便大致可知這菜在什么檔次上了。”（村松梢風著、徐靜波譯《中國色彩》，浙江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181頁）

（作者系中山大學文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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