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閑眺】

當一個學校的主要領導，食必求廉味必嫌貴時，那他們的老師學生是有福氣的。

周松芳

西南聯大在許多人眼里是教育和文化的傳奇，譜寫這一傳奇的關鍵人物除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三巨公之外，竊以為當首推總務長鄭天挺了。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在昆明的艱難歲月里，如何維系這么一所大學校的日常運轉，總務長首膺其重；而從飲食這一最日常的視角，從《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見出的他食必求廉味嫌其貴的作風，我們也可推測出鄭天挺實是不二人選。

1938年3月22日，初抵昆明，與承包商人協議師生飲食問題，即因嫌貴初戰不捷：“教職員包飯，早：粥，雞蛋一；午、晚：米飯，二硬葷（此間土語謂全盤皆魚肉也），一岔葷（謂魚肉與蔬菜合之也），二素（謂蔬菜豆腐之屬），二湯，月價國幣十二元。學生包飯，早：粥；午、晚：米飯，一硬葷，二岔葷，二素，二湯，價九元，如去硬葷價七元。學生在長沙時，包飯價五元五角，且午、晚三葷二素，相較未免過昂。議未協。”

公家飲食嫌貴，私人飲食當然也嫌貴。初到昆明時待遇尚好的教授們時時光顧的源自京城的著名河南館子厚德福，鄭天挺也是很遲才去吃了一頓面：“（1939年6月10日）曉羽約在厚德福食面。此店開已半年余，素以價昂著，余從未一往。今日與矛塵三人共食，國幣八元，可謂名不虛傳。”面猶如此，大魚大肉呢？宜其此后未嘗一往。名餐館嫌貴，小飯店也嫌貴：“（1940年8月24日）與曉宇在太華便飯，二菜二飯，共價九元，昂哉！所謂二菜者，僅一炒牛肉、一炒豬肉而已。”再過兩年，則連只提供粥面的小飲食店都嫌貴得不得了：“（1942年10月4日）五時雪屏來，談至七時，偕莘田至上海粥店食薰魚面一碗，鍋貼七八個。雪屏、莘田各食餛飩一碗，鍋貼共二十相若，共價七十一元，可與上星期二米線同占奇昂至譽。”

食既嫌貴，味必求廉，所以日記中時時出現“嘆”廉的記載：“（1938年11月30日）午獨至小有天進膳，牛肉一簋，飯一盂，價一角五分。此近來最廉之一餐也。”“（1942年8月2日）七時偕在鴻興樓食面，三菜而止，凡九十元，或曰此最廉處也。”當然更廉的辦法就是“自己動手”：“（1943年2月23日）七時至才盛巷，參加北大同人聚餐，飲饌均由泰然準備，以市間價昂也。”

其實嫌貴求廉，不獨他鄭天挺，校長梅貽琦也如此啊：“（1944年2月15日）宿舍以十二時十分開飯，必下班立刻奔回始能得食，否則不及矣。向因月涵退值太遲，故不能包飯，自其公出乃包一餐。然一遇稍有公事洽談，即須在校門前小鋪進食。今午與矛塵、耘夫同食，三人共一菜，已人須四十一元。就市價言，尚是最廉者、最省者，若在城內，一人一餐不能下于百元也。”所以，他與梅貽琦、羅常培一塊出差，在成都這個飲食繁盛之處，也一道問儉求廉，如羅常培《蜀道難》所記：“（1941年7月25日）成都在許多好處之外，值得提一下的還有小吃和市招，比如像‘姑姑筵’‘哥哥傳’之類，聲名已經洋溢四川以外，自然用不著特別介紹了；就是像‘不醉無歸小酒家’‘忙休來’‘徐來’之類，先不用問他們的口味是否適口，單憑這幾個招牌就夠‘吃飽飯，沒事干’的騷人墨客流連半天的。甚至于一個賣豆漿的小鋪也用‘萬里橋東豆乳家’七個字作招牌，未免雅得有點兒讓人肉麻了。可惜我們來的時候，正趕上米珠薪桂的年頭兒，‘姑姑筵’一餐酒席就得四五百元，朋友們既然不敢輕易請客，我們更不敢貿然到這些地方去問津。倒是二十六日中午，佩弦約我們和新從蘭州回來的徐紹轂全家到名不雅而物甚美的‘吳抄手’去領略本地風光，我們卻非常得到實惠。不過一碗山大菰面索價三元二角，物雖美，價未免欠廉了。”

抗戰勝利后，他為學校回遷事奔走南京北平，仍然味必求廉，自己人生地不熟找不到廉價館子就求人介紹：

1945年10月16日，南京：十二時在聚寶飯館進膳。此君楫所介紹認為最廉者，昨試之，果有家常風味，故今午更佳。

1945年11月1日，南京：與三權至新街口便飯，三權介紹同慶樓，謂物美價廉，在新街口為第一。

1946年4月19日，北平：七時同（六哥）往西單餐室食西餐，每客一千元，一湯二菜一冷食一點心一加非，以今日論之不為昂，但加捐二成，加彩一成，此外并須再給小賬一成，未免貴矣。

1946年5月25日，北平：十二時與今甫、華熾同請子水、省身、緝齋在潤明樓便飯，此最廉之飯館也。戰前二角錢可果腹，五角錢可飽餐，今日六人竟費兩萬三千元。

寫到最后，不由得想，當一個學校的主要領導，食必求廉味必嫌貴時，那他們的老師學生是有福氣的；換到其他單位也一樣。為什么要“反四風”？鄭天挺給我們樹立了正面的榜樣。這恐怕也是這篇文章的一點現實意義吧。

（作者系中山大學文學博士）

本報專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特此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