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5年來，我國實體企業產業轉移呈現三大格局，簡述如下。

第一是向省內周邊地市遷移。最明顯的案例是深圳制造業企業向廣東省內的地市轉移，如東莞、中山、佛山、江門等地。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深圳近七成制造企業整體遷移至廣東省內周邊地市。這種省內遷移特征與區域經濟協同發展密切相關，通過產業鏈延伸和資源整合實現產業升級。其中，電子信息行業（如電氣、機械、通信設備制造等）成為主要外遷領域。

第二是朝國內其他省份（相對于企業總部所在地而言）轉移。我國通過“放管服”政策，改革優化營商環境，10多年間，逐漸取消下放行政許可事項超1000項，降低企業經營成本。同時，提倡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推動產業要素流動，促進區域分工合作。部分行業呈現“高端留省內、低端環節外移”的分化趨勢。相應地，中西部地區承接東部產業轉移的項目數量和投資額顯著增長，河南、四川等地形成電子信息、新材料產業集群。國內轉移實現從“成本驅動”到“集群協同”的梯度升級。政策與市場驅動雙加持，讓東部沿海（珠三角、長三角）勞動密集型與資源依賴型產業，加速向中西部遷移，形成“成渝電子信息集群”“武漢長沙光電子走廊”“鄭州智能終端基地”等核心承接區?；拘纬闪恕皞鹘y制造業加速內遷，核心產業穩健轉移，全國空間格局重構”的大布局。當然，需要說明的是，深圳的一些企業也向廣東省外轉移了產能。

有兩大因素驅動國內的產業轉移。一是成本因素：首先，東部工業用地成本高，如深圳是中西部地區的2—3倍；其次，人力成本差距在30%—40%左右；最后，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方面，中西部地區有15%的優惠政策。二是產業層次躍升——轉移不再是低端產能外遷，而是產業鏈垂直分工的區域優化。東部聚焦研發設計與高端制造（如深圳、上海側重芯片研發），中西部承擔中試生產與零部件配套（如西安半導體封裝測試），形成 “東部提質、中部承接、西部升級”的格局。

第三是海外布局。近15年，中國企業出海，可劃分為三個階段：2010—2017年，勞動密集型先行（紡織業、手工業為主），主要去向是東盟，如中國紡織機械進口增速連續5年超20%；2018—2023年，裝備制造出海加速（中美貿易摩擦加劇所逼），機械、電力設備行業資本品出口增速一到兩成；2024年至今，產能全球化布局，以汽車、蓄電池等為代表，海外建廠增速達30%左右。總而言之，中國企業出海實現了從“勞動密集型”到“裝備制造引領”的階段跨越，與此同時，對外投資重心從拉美、歐美轉向東盟，泰國、越南成為核心承接地。

中資企業海外轉移，目前初步形成全球地位鞏固、質量效益提升、總量持續領跑的格局。同時，創新驅動轉型和國內外聯動，形成“國內循環為主體、國際循環為補充”的生態。國內產業鏈韌性增強，通過中歐班列降低了物流成本。

對中國企業而言，無論向國內轉移還是出海，都面臨一些挑戰。未來挑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創新轉化不足，也就是基礎研究到產業應用的“最后一公里”尚未打通；二是人才供應失衡，如西安半導體人才缺口5萬人；三是地緣沖突與關稅壁壘加劇供應鏈不確定性。

經過多年的風雨歷練，在產業轉移布局的過程中，中國企業把握機遇的能力和應對挑戰的能力都在提升。相信在政府的堅強領導下，加上企業家精神的日益煥發，中國企業一定會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中不斷優化產業布局，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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